3月11日，我正式从原雇主公司辞职。正逢香港疫情仍未退散，城内所有娱乐活动全部停摆，又有流言称香港政府计划将境外返港隔离天数从14天缩短到7天，我立刻开始准备前往北欧旅游的计划，并反复游说我的朋友David做我的旅伴。3月24日，我们俩便坐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

我们的航班在多哈中转。香港到多哈的航班上基本上都是香港人。入座率不到六成，每个人都是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手里攥着酒精搓手液，噤若寒蝉，眯着眼警惕地扫视四周，观察周围是否存在病恹恹的疑似传染源。甚至两三位大哥身着防护服，眼戴护目镜，拒绝服用所有机上的餐食饮品。机舱内似乎笼罩着一层不详的薄霭。但当我们这群阴郁的访客散入多哈机场，立刻就显得有些引人瞩目了。机场里喧哗而拥挤，戴口罩的乘客比例不高。我们摘下口罩，在一间咖啡厅里略作休息，然后登上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满载的飞机上除了空乘和我们俩，基本无人戴口罩。人人神态自若地交谈嬉笑，耳边甚至还传来了婴儿的哭啼声。抵达哥本哈根，我们走在街上半晌难寻一个戴口罩的行人，而戴着口罩并肩行走的我们则时不时收到了路人的注目礼。于是我们拐进一个吃早餐的餐厅，目睹红光满面的厨师们一边热烈地攀谈一边大力搅着炒蛋，我们将口罩摘下丢进了垃圾桶。

我们彻底放下戒备和顾虑，选择相信自己接受过疫苗刺激的免疫系统，乘地铁、泡温泉、蒸桑拿，甚至徒手从冰川刨冰取水，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2020年那个未卜的春节，仿佛我们是这里处处阳性环境中的一分子。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抵达冰岛的第五夜，我的喉咙感到些许不适。我竭力让自己相信这只是扁桃体发炎，如常地游玩并前往下一个城市。两天后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清晨，我的症状基本消散，David却躺在床上，表情倦怠。于是我出门购买自测试剂盒，结果双双阳性。看罢这个结果，我们两个躺在酒店房间一下午无言，因为这个结果瞬间让回香港的路变得更加坎坷。目前香港的入境要求之一是返程航班前48小时内取样的核酸阴性结果，同时抵达机场后还必须再次接受一次核酸测试。如果结果为阳性，将会被强制隔离，之前预付的隔离酒店款则不可退还。另外一层则是心理上的隐忧。尽管我们俩都坚定支持“最后每个人都会感染新冠”的论调，但我们身边朋友和亲人都未曾感染。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仍然闻之色变，而且乐于讨论种种“复阳”、“反复感染”的案例和骇人的副作用。感染新冠就如同沾染了不洁之物，病毒的RNA将持续游荡在身体的每个角落，像是中文新闻中附了魔的海外信件、柑橘和三文鱼。即便不停用酒精喷淋，它们仍然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如撒旦起舞，然后污染周围绝对阴性的一切。

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向亲朋好友隐瞒。过了两日，David情况也基本好转，同时我的抗原自测结果转阴。我们暂时放下了归乡的思虑，继续辗转不同的城市。挪威的雪山绿水也让我们暂时平静下来，而回港的日子则不断迫近。一个周日，我们正在一个无名的湖边远足，我突然收到信息：下周四回港的航班被熔断，航班推迟一周。我急忙搜索新闻后读到：土耳其航空和日本航空的来港航班由于过多阳性病例被香港政府强制熔断七日。其实这样的事件不鲜见，返回香港的航班最近频频被熔断取消，David的回港航班在我收到短信之前就已经被熔断。我立刻赶回酒店开始搜索新的航班，并与航空公司、网上订票中介和香港的隔离酒店打电话协商新的日期。不出所料，下周四回港的航班价格一路水涨船高直至售罄。

我搜索之后的日期，发现土耳其航空的同代码航班将于下周六复飞，尚有充足余票。航司确认可以无条件立刻改签至下周六，只不过我是通过中介购票需要联系中介。我急忙联系订票中介申请改签，订票中介声称需要24-48小时的申请流程。我想到被取消航班的乘客必然都会寻找最快回港的航班，这个航班可能很快也将售罄。于是我枯坐在酒店，每隔一个小时向客服打一次电话询问进度，在各型各色的印度口音中艰难寻找希望的讯号。直到第二天上午，我再次搜索航司官网，发现机票果然悉数售罄，再次致电中介客服，他们遗憾地通知我只能退款，然后由我出两倍以上的价格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打罢十几通电话的我感觉像拼死诤言的老臣面对油盐不进的昏君，立刻怒火中烧，跟中介交涉要求他们承担其中的差价，坚定维权。这个决定是致命的。从弗洛姆到奥斯陆的十个小时火车上，我站在车厢连接处，目睹窗外的景色从雪山更迭至森林、河谷和平原，和着尖锐的铁轨撞击声，我自述了十几遍事情的始末，被十几个客服来回推诿、挂断，最后近乎歇斯底里地要求与他们的经理沟通。他们让我等待经理的来电。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八个小时，我瞪着漆黑的手机屏幕，这个经理似乎从未存在过。在列车即将驶入奥斯陆的时候，我彻底缴械投降——拨打最后一通电话，请求退款。旋即，我收到电讯运营商的信息。由于我一直在使用香港的号码，这几日的电话费达一千两百元港币，运营商友善提醒我及时缴清话费避免停机。我充上话费，无言望向窗外。

旅行的后半段，我和David一起重温起《神探狄仁杰2》。《神探狄仁杰》这部剧教会了我两样东西。一样是永远怀疑身边每一个人是假的替身，另一样就是永远要做两手打算。这样事件进行到末尾，洋洋得意的印度客服听到飞机轰鸣声后向我叫嚣“你这周就别想回到香港”时，我可以镇定自若而掷地有声地说：“这是国泰航空的班机登陆奥斯陆前来迎接我的声音！”我做了两手打算，在跟客服艰难拉锯的同时，我抢到了一张汉莎航空奥斯陆经慕尼黑和曼谷返回香港的机票，时间正是下周四。于是我们甫一抵达奥斯陆，便开始准备返回香港的文件，但殊不知更麻烦的事情接踵而至。

香港入境的核心要求是一封抵港航班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取样的PCR测试阴性证明，这则证明必须是来自ISO15189认证的机构或当地政府认可的机构。我们检索了奥斯陆所有的检测机构，只有一家ISO15189认证的实验室可以为外国人提供证明，但此机构需要24小时-72小时才能出具结果。换言之，我们可能在准备登上回港航班的时候仍然没有拿到核酸证明。提供快速PCR测试的结构很多，非ISO认证但两个小时内便能拿到结果，但我们找不到官方文件清楚指明哪些机构获得政府承认，而航空公司要求我们提供这种证明资料。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并不清楚自己的PCR结果是否转阴，因为抗原检测呈阴性而PCR阳性的案例屡见不鲜。即使完全康复且不具备传染能力，体内仍有可能残存病毒的基因片段，从而导致浓度高于阈值，ct值低于阈值，从而达不到要求。

我们两个决定先去做一个快速PCR检测，看看是否成功转阴再决定下一步的打算。前往检测的前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考着所有的痛苦的可能性：PCR仍然是阳性怎么办？ISO实验室的结果出不来怎么办？航空公司不承认PCR结果怎么办？落地香港的测试为阳性怎么办？起飞前一日，我去一家连锁实验室询问，又得到一则坏消息。恰逢复活节假期，ISO认证的实验室连放四日假，我不可能在航班起飞前拿到ISO认证的分析结果。

一阵失语后，我决定先做一个快速PCR测试看看结果。一次快速PCR测试价格高达2200港币。唯一的好消息是结果阴性。拿到阴性证明之后，我联系挪威和奥斯陆的卫生部门，他们解释道政府承认所有连锁检测机构的结果，但不存在书面性的官方背书。我花了一下午搜索时间地毯式搜索挪威官方部门网站，终于找到两个政府网页指明接受这家连锁实验室在奥斯陆机场的检测点出具的结果。同时我又发现了一则好消息，慕尼黑机场提供PCR检测服务，价廉，具备ISO认证资质且ct值阈值很低——容易拿到阴性结果。然而我原本订的机票晚上九点才落地慕尼黑，彼时实验室已经歇业。我重新搜索，发现汉莎航空有一个同日下午两点左右从奥斯陆抵达慕尼黑的航班，刚好可以在中转过程中做PCR测试，且仍然有充足余票。我立刻打电话申请改签，又是长达二十分钟的等待后（耳边循环播放的提示人声反复念白“由于全球COVID-19对于旅游计划的影响，我们的客服线路非常繁忙，请您耐心等待”），姗姗来迟的客服告诉我：尽管官网显示仍有余票，他们无法办理改签。又一阵失语，我决定买下下午一点抵达慕尼黑的机票，待明日到达机场后找票务申请取消原先机票的第一程。

又是一夜辗转难眠后，我早早地来到机场。来到机场柜台，我又听闻两个让我崩溃的事实：一，如果我不取消原先机票的第一程而自行跳过，之后的两程会被取消。二，奥斯陆机场没有汉莎航空的柜台，我需要电话联系客服。我颤抖着再次拨通汉莎航空的客服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新航班起飞的时刻不断逼近，我抱着头蹲在机场无人过道的侧面，鼻子发出嗡嗡的声音，偶尔经过的机场人员纷纷侧目。在这最漫长的等待中，我解码了汉莎航空企业基因中的每一个DNA，浏览完谷歌搜索How can I get a person from Lufthansa的前十页结果，阅读完Lufthansa vs customer过去五年的诉讼记录，其间持续燃烧着以港币计话费。在第四十三分钟时，我终于等来一名告诉我现在取消第一程航班需要支付1600欧元的客服。我无言挂掉电话，决定跳过早上这趟慕尼黑的航班，执行第二套行动方案，再次支付2200港币去奥斯陆机场的检测点做个核酸，以最大化文件证明力。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收到了一则检测结果：阳性。

彼时，我已经萌生一种深深的楚门感，自怜自弃自厌，寻找身上隐藏的开关在机场直接自毁。几日的争辩、奔波和缺乏睡眠让我痛苦不堪。整个世界的因果都已经对我错置。天是黄的，脚下的土地不是坚实的，肩上的包里打开后全部是泡在海葵鼠汁里的番石榴罐头，激活手机屏幕后立刻会伸出一支触手将我带回那个我恶贯满盈的平行世界，否则冥冥中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概率警察追杀我追杀到这里？但我还是要回家。我去跟检测点的医生争论，得知我的ct值为38但他们坚持认为是一个阳性结果。我使用这几天积累的所有传染病学知识向他们解释：我刚得过新冠，昨天测的还是阴性的，香港政府的出院标准ct值已经降到了30云云，学界对于ct值的解释有何种争议而我刚好是无传染性的案例。他们无动于衷。又是一阵无言，我恶从胆边生，决意直接使用昨天的结果，在航司网站上传并补充一个缺乏信服力的政府网站截图，祈求奇迹发生。过了几个小时，我真的收到了邮件——航空公司审核通过了所有的登机文件。

久违的一阵欣喜和轻松过后，我开始思考最后一个挑战——在香港机场的落地PCR检测为阴性。为了弄清楚香港实验室的阈值，我又拨打了几个电话询问相关部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只好开始着手自己降低ct值——喝水。我搜索到浓度每下降为1/10，ct值可能会下降2-3。当ct值到达40以上，PCR测试基本上可以保证为阴性。简单计算之后，我得到一个惊人的饮水排泄目标。我进入奥斯陆机场休息室，坚守水龙头、沙发和厕所三点一线，四个小时内喝下八升水，并意犹未尽地接满一整壶。慕尼黑，曼谷，20个小时后的我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待检大厅，体内带着挪威、德国、泰国的饮用水残留，沉默地扬起头，接受落地PCR测试。四个小时后，我带着阴性结果，终于躺在了隔离酒店的床上。过去的七十二个小时是我设想的种种情形中颇不顺的那种，但所幸最后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就在为顺利返回香港挣扎的时候，我也目睹着国内种种疫情的情状。我在无数个不顺的时刻思考过没有疫情和封控的情景，也反复扪心自问：比起那些在更痛苦情形挣扎中的人，我这种出国旅行者返乡不顺的烦恼会不会显得浅薄。同时这里隐含的解封倾向必然会面对一类激烈的反驳：年轻人渴望出游的代价是牺牲社会中易感染者的生命健康，这是一种不义。当我在前往奥斯陆的火车上为返乡绞尽脑汁，我看到复活节期间度假的挪威人们背着滑雪板鱼贯而入火车车厢，前往他们的故乡或他乡。我惊觉我已经沉浸在这种迷惘焦虑的情绪中已经太久。这种情绪日夜消磨，腐蚀着感受快乐和愤怒的神经。仅仅从情绪的角度，这种伴随而来的麻木已然过量，我需要一些真正的快乐和愤怒的情绪做平衡。我是如此，其他人也可能是如此。如此的人多了，我所在的群体可能也会如此。共存或隔绝，迷惘和焦虑显然是最无用的。